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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“黑匣子”——节选自《打铁记》第十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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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罗昌平


《打铁记》——《财经》杂志副主编、《递罪》作者罗昌平又一力作,讲述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前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,并最终致其落马被查的反腐实录。


      穿过哨岗,将车停在指定的区域,再经人引入大楼,过大厅,上台阶,坐电梯,穿过又长又暗的走廊,到达深邃的一间没有窗户的长形会议室。

      极目之处,不着阳光,所有木具保留着90年代的特征,深红桌面上是斑驳的香烟烧痕,印有红字的茶杯与杯垫尽是怀旧记忆。略显困意的办案人员,在供暖不足的大厅抱着热茶缸、拖着步子走动,他们满面堆笑,与我友好握手。

      一开始,他们亮明了证件,我则交出了手机。紧接着,在帮规教育和背景寒喧中打了一圈太极。为首的领导有着间歇的发言,他级别不低,声音出自丹田,深沉有力,在封闭空间余音袅袅。我装作很平静,但掩饰不了内心的不适。在等待的那三天时间里,我曾模拟过多次,以为自己早就准备好了,但它真正来临的时候,尤其是需要经过那一道道程序,还是显得仓促而不知所措。

      比如开篇的姓名、性别、籍贯、父母、职务……等等。在职务问题上,双方还有过小小的反复,主要是我想将举报与职务切割。但不行,这里我说了不算。那些看似无关的细节,都被记录在案。兴许,这种琐碎程序安排的根本旨意,在于昭示究竟谁才是这方水土的主人,让你明白你得服从,你必须接受。

      在此制度安排下,问讯者不时敲打敲打,让你暴露一下肢体的不协调,强化程序性羞辱与制度性羞辱。这在历代有章可循,朝廷政事千头万绪,要点不出乎礼仪和人事。以礼仪为例,明尊卑,示主奴,体现等级主次与家国规范,流程腐败大多因此滋生。

      这是我第三次接受笔录,第一次是2009年6月4日的凌晨,第二次是2010年9月20日的安元鼎事件。失去了第一次,就必须有第二次,每一次都在完整人生。三次笔录分别来自国保、警察与纪检,就数这次最客气,甚至不乏谦谦君子的做派。但于体制外的散人,不适之感无处不在。况且除了警察,其他两者并无合法的授权,当它们的权力和作用越大,社会就离法治越远。

      长达五个小时的笔录,主题从未离开刘铁男,仍然围绕作风问题、学历问题与经济问题展开,我的口述辅以随身的一个硬盘佐证。众所周知,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,此处略去一万字。

      收录在案的举报动机不得不提,我说:“刘铁男身为一名高级干部,不能虚心接受《财经》杂志的舆论监督,动用权力调查我和同事张鹭的家庭背景,他的这些行为比作风问题与利益瑕疵更不可原谅。他不配呆在这个位置上,不适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。”

      出于职业的习惯,我有足够的时间在问答中夹带私货,以便从他们嘴里获得更多的动向。我知道,在笔录进行的同时,已有不低于200人撒向全国。通常,参与一名部座的办案人员少则四五十人,最多可达千人。他们的办案可以不计成本,一查就是大半年,都由财政预算外收入拨付,从不公开。

      我还知道,针对刘铁男的线索办理、初核、调查这三道程序已经同时展开,只是他们习惯于地下作业,从不将此公开。他们也有抱怨,说现在的压力很大,全世界都在盯着,而微博举报已经打草惊蛇,这是史无前例的挑战。

      可以这样理解,当举报发生之际,庞大的纪检官僚如同侏罗纪公园的恐龙挪动着沉重的身体,瞄准了下一个猎物。在这里,每个黑匣子背后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,每个故事都有近乎完美的伏笔,每个伏笔都可能在未来兑现。不幸的是,这些故事关乎权力的癌变过程,却未必以公共利益为指引。

      入夜时分,离开之前,我签下了两份文书,一份是保密协议,一份是举报笔录,我的指纹与刘铁男的灰档被同时存入那个红色的“黑匣子”。


Ps:《打铁记》现已上架「南方周末Newsstand版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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